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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独秀不是投降派_风闻

2021-11-01 15:2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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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7年,他辞去总书记一职,被排除出中央,定性为“右倾机会主义”,同志们在批判他,苏联来的代表禁止他参会,蒋介石到处在悬赏抓他,共产国际要他去莫斯科学习。

他拒绝去莫斯科,甚至拒绝参加中共六大,“中共的六大,为什么要在苏联举行?”

他藏身在一条船上,半夜才能上甲板透气,他望着滚滚江水,愤懑地问友人:“

 中国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?是我懂中国革命还是斯大林懂中国革命?要研究中国问题,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?而要让我去莫斯科研究

 ?”

最后,他叹道:“

 中国革命还是要中国人来领导

 ”。

你听他这番话,是不是和后来的某个人很像?是不是有某种程度上的“远见”?

当然,他这个想法,要到很多年之后,共产党和红军在西南的万水千山之中,在生死存亡的历史转折之际,在一个叫做遵义的小城中得到验证。适合中国的科学理论,是需要一代一代人去探索、实践的。

我们都知道他犯了“右倾机会主义错误”,我们都知道他在大革命生死存亡之际对国民党反动派抱有幻想,甚至放弃了武装抵抗,导致了党组织对蒋介石的叛变和屠杀措手不及,这是他作为五届总书记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。但客观地说,共产国际难辞其咎,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部,他的一切行动,都是在执行莫斯科的指示,加入国民党,帮助国民党建党,放弃独立性,在国民党右派反共浪潮下节节退让,都是莫斯科的指示,包括寄希望于汪精卫这些“国民党左派”,这不是他的决策,而是苏联派来的国民党“亚父”鲍罗庭的判断。

但在那个时代,党还年轻,共产国际不会“有错”,错的只能是陈独秀一人。

他在最初的时候,甚至是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,他甚至不要一切外来援助,拿自己的工资补贴党的活动,以保证党的独立性。

他至始至终都不是“投降派”,他是一个提着脑袋反清的老义士了,参与过辛亥革命,自己组织过“岳王会”,反过北洋军阀,一生五次入狱,从来没有害怕过死亡。

1932年10月,他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,最后被以“危害民国罪”判处徒刑13年。这是他第五次被捕入狱。对于国民党当局罗织的罪名,他回击说:

 “予固无罪,罪在拥护中国民族利益,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而开罪于国民党已耳。”

 这是陈独秀对自己最好的辩护,也是他忧国忧民之心的表露。在狱中,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何应钦单独面见他并向他求字,他挥毫写下“

 三军可夺帅,匹夫不可夺志也

 ”。

在法庭上,好友章士钊替他辩护,说他已经和中国共产党决裂,被中共中央开除,已经是“反共”人士了,应该”无罪“,结果他冷冷来了一句:“章先生说的是他自己的意思,不代表我的意见,我的意见,以我本人的声明文件为主”。搞得章士钊非常尴尬。

他本人的声明文件,直接骂国民党才是“危害国民”的政党,蒋介石的政府,是个“误国政府”,这样的政府如果 不下台,必然会毁掉国家的前途,在声明中,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主张,他的主张是??“反对当权腐朽的政党,推翻祸国殃民的政府”。

他在法庭上大喊:"

 我是叛国民党,不是叛国!

 “

1931年九一八事变,陈独秀发表一系列文章,提出反蒋抗日的主张。1931年10月,他在《抗日救国与赤化》《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路》等文章中,斥责蒋介石依赖国联主持公理不仅是“妄想”,而且是“奴性”表现。他坚决

 “反对国民党政府在和平谈判的掩盖之下,实行其对帝国主义投降”。

他因为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矛盾,曾崇拜过托洛茨基,觉得“托先知”的理论有道理,曾被中国“托派”选为“总书记”,其实他对托派理论并不了解.......在抗战爆发后,中国托派幼稚地反对“全民族抗战”,继续鼓吹“工人阶级没有祖国”,应当利用“帝国主义侵略”来摧毁国民党反动政权(最早的“联帝反X”)......他听了之后大怒,与这些年轻的托派分子决裂,并且发表文章和演讲,支持全民族抗战,先打败日本侵略者,此后又被托派分子“开除”。

他感慨中国这些年轻的“托派”如此不切实际,“

 既反对国民党又反对共产党,却不反帝国主义,还自以为最革命”,“太荒谬”,“太没有血性了”

 。于是他公开宣称:“

 中国有没有托派我不知道,反正我不是托派”。

他晚年穷困潦倒、病骨支离,蒋介石想要拉拢他,国民党军统、叛徒张国焘多次上门,想要给他钱,让他“另立第三党”,和中共对抗,都被他冷言拒绝,张国焘算是他的学生,都屡屡碰一鼻子灰......他在孤独、病苦中死去,到死也没有做任何妥协。

你可以说他身上有着文人的幼稚,但不能说他是个“投降派”,这是不公正的。他身上有着学者革命家的天真,他是个好的宣传家,是个了不起的笔杆子,是个伟大的启蒙者,是当时全国热血青年的偶像,但他确实不是一个好的组织者、决策人、领导者。

他曾是个雷厉风行的行动派,甚至有些“鲁莽”,当李大钊先生等人还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力量的时候,他就直接喊出“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共产主义政党”,“采取直接的行动”。

他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先驱和导师,很多共产党人都是在他影响下选择这条道路的,教员都曾视他为偶像.....1920年11月7日,上海党组织创办《共产党》月刊,第一篇就是他的发刊词,他说:“

 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,打倒一切资产阶级,从他们手中抢来政权;并且用劳动者专政的制度,建立劳动者的国家,使资产阶级永远不产生.......一切生产工具都归生产者所有,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,这就是我们的信条

 。”

他幼稚、刚烈、倔强、冲动,是非黑白分得太明白,但对于从前的“朋友”,又太温情太抱有幻想,看不清他们保守、反动、投机的真面目,以至于在关键时刻铸成大错。他一生颠沛流离,从未为家人谋取过福利,从未考虑过自己和家庭,他万事冲在前头,说干就干,不顾安危,一辈子历经苦难,挚友李大钊被张作霖绞死,两个孩子都死在国民党手中,了不起的陈延年更是被刽子手乱刀砍死......他付出了一生,收获的只有痛苦和悲怆。

他一生从反清,到反北洋,再到反帝反封建,他从民族主义,到“民主”与“科学”,再到“共产主义”,到“托派”,最后又反对“托派”,回归民族主义,后来虽然脱离托派,但最终没有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......我们可以看到他身上无数的矛盾和冲突,不断否定自己,不断进步,不断曲折,不断犯错,不断纠错........最终都没有“与自己和解”。

他说他一生“

 就只会做反对派,从反清到蒋介石

 “,他不断否定自身,否定历史,他“既不厌世,复不畏死”,他相信“

 进化之无穷期”,“时间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,没有推诸万世皆准的制度,空间上没有包治百病的良方

 ”。

他是新文化的旗帜,是五四运动的“总司令”,是那个时代很多优秀年轻人的新思想启蒙导师,一生致力于反封建,鼓吹“文学革命”三年后,全国通行白话文教学,这是他的功绩。

但他同时又是小学训诂的大家,造诣非常高的旧学学者,写过《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》、《连语类编》、《荀子韵表及考释》、《实庵字说》、《老子考略》、《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》、《连语类编》、《屈宋韵表及考释》、《晋吕静韵集目》、《戊寅年登石笋山》《干支为字母说》、《小学识字教本》等音韵训诂学著作。

有意思的是,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中,推崇新文化,反对传统文化的人,如陈独秀、钱玄同,往往自己就是旧学大家,精通传统文化;而维护旧文化的“保皇派”,如辜鸿铭、林纾,往往更精通西方文化。

其实可以理解,正因为陈独秀、钱玄同、鲁迅太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,所以才知道孔教三纲对人民的钳制和毒害;而辜鸿铭、严复、林纾这些人正因为精通西学,才更了解西方帝国主义的虚伪和无耻.......平心而论,双方都是坦荡君子,反而胡适之这种中不中、洋不洋的,样样都要插一脚的骑墙派,动机才令人怀疑。

电视剧《觉醒年代》中,虚构了一段他和儿子陈延年的对话,他对延年坦陈心迹,讲新文化和旧文化的辩证关系,

 说他们新文化运动为了唤醒国人,采取了很多看似偏激、极端的言辞,比如钱玄同就呼吁“废除汉字”,比如他们喊出“打倒孔家店”,但这是为了唤醒国人,为了文化革命而采取的手段,他说旧学并不是全无可取之处,辜鸿铭、黄侃、刘师培、林纾等人的学术水平是很高的,他们的理论也有可取之处,我们反对孔教三纲毒害人民,但我们反对的不是孔子和整个儒家学说。

他说“新学”和“旧学”是相对的,“进步”和“保守”也是相对的,他说在当时国家危亡之际,我们搞新文化运动,互相辩论斗争,难免偏激,但是到了后世,什么是新,什么是旧,什么是进步,什么是落后,都会变化发展的,或许有一天,所谓的“进步”也会落后,所谓保守,也会有“进步”意义,外部环境变了,情况就会逆转,这就是“进化之无穷期”,这就是没有万世永恒的真理。

 和延年说这番话,是为了阐明心声,如果未来有人借他当年的某些“偏激”的话做文章,拉大旗做虎皮,说陈独秀是个“逆向民族主义者”,是个“恨国党”,是个“公知”,“延年你要替我说话”。

电视剧中延年的回应是:

 “这个我恕难从命,我们这代人做事,只为国家民族,问心无愧就好,何必关心身后名呢?”

他听了非常开心,说:“

 你这话比我高明,这像是我老子说的话

 ”。

可惜是的是,真正的历史上,延年和他关系一直不好,也没有这段对话,1927年7月4日,延年被蒋介石的刽子手乱刀砍死.......两年后,陈乔年同样被害,他走向刑场的时候还在勉励狱友:“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!”

1936年西安事变,蒋介石被张杨囚禁的消息传来,他老泪纵横,端起酒杯说:“延年、乔年、今日有人替你们报仇了”。

1938年8月,当陈独秀生病卧床之际,中共驻重庆国民政府代表周恩来,在辛亥革命元老蕴山陪同下,探访了他。走进房门,周恩来亲切地问道:“独秀先生,久违了,你好!”朱蕴山接着说:“独秀先生,恩来在百忙中,特地从重庆来看望你。”陈独秀说:“恩来、蕴山,你们好!你们来看望我陈某,不胜感激。”

周恩来此次拜访,仍继续劝说陈独秀,希望他放弃个人成见与固执,写个检查回到延安去。陈独秀说:“

 守常死了,延年死了,……除恩来、润之,中央没有我认识的人了,我也落后了,年纪也大了,中央开会,我怎么办呢?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,我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

 。”再加上后来留苏派王明等人的阻挠和陷害,陈独秀最终未能回到党组织中来。

这就是学者型革命家、文人革命家的悲剧,所以很多人把他叫做“中国的普列汉诺夫”。

我们信奉历史唯物主义的人,对于革命先辈不该过分苛责,他们作为最初的觉醒者,做的是从0到1的事业,他们的道路没有参照,他们的中国是个危在旦夕的中国,他们面临的是泰山压卵一样的内外压力,他们还要面对穷凶极恶杀人不眨眼的敌人,他们一定会犯很多错,我们看待整个国际共运,看待整个左翼革命史,一定要明白,世界上没有“完人”一样的革命领袖,更没有“圣父”一样的先烈英雄,但是他们依然是伟大的革命领袖、先烈英雄。

历史洪流中的人们不会开天眼,他们走错了路,我们批评他们,不代表今天的我们比他们更高明。  

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评价他们的功过得失,不是因为我们比他们更优秀,而是因为,他们试过、走过了。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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